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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罗森: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。当然,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。比如,在西方,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、向上帝祈祷等,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。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。远古时期,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,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。不过今天,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——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,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,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。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,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,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,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;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,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。我认为,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。中国的语言,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,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。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。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。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,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。
历史充分显示:在国家危难、民族危亡之时,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;在国家强盛、民族复兴之时,中华文明又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、推动社会进步。当前,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,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。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,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,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,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”我们应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,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使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不断彰显,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。
北京3月20日电 (记者 刘亮)长江商学院MBA项目日前携手智联招聘举行“人生有新解”职业发展发布会,多位嘉宾围绕AI浪潮下的职场发展前景展开探讨。
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13日表示,英方有关制裁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主义行径,中方坚决反对,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。英国政府罔顾国内国际民意,不断火上浇油,助长战事延绵不绝、生灵涂炭,致使和平更加遥遥无期。
近日,农业农村部、水利部、应急管理部、中国气象局联合下发通知,要求各地立足加强组织领导,落实工作责任,分区分类指导,细化实化措施,确保夏播作物种足种满,奠定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基础。
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。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。由于征管、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,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。
罗森: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,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,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,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,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、演变形成的。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,研究中国早期文明,必须关注不同的“文化入口”,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。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,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、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。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,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。明朝之前,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。我想,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,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。并且,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。然而,到了明朝,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,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。作为中国人,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,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。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,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要知道,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,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。对欧洲而言,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,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,如果不掌控海洋,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。因此,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:横渡大西洋。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,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,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,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,抵达南美洲,然后再折向东,绕过非洲南端,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。实际上,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,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。
招商蛇口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余志良介绍年度业绩及财务指标。2024年,公司总体经营营业收入1789.48亿元,同比增长2.25%;实现归母净利润40.39亿元,同比下降36.09%。这一变化,主要系受行业整体下行影响,公司开发业务项目结转毛利率同比下降,计提房地产项目减值准备同比增加所致。受行业下行影响,目前行业利润空间和盈利指标的压力仍在。2024年,招商蛇口主动适应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变化,采取更为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,全面打造“堡垒式”的资产负债表及“棉袄式”的现金流量表,以更加安全的资产负债结构穿越行业周期。公司坚持以销定投、以销定产,保持现金流稳定,增加在手现金储备。公司全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319.64亿元,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达1003.51亿元,达到5年来最高水平。
据悉,塔台自动化系统在南宁机场双跑道启用后,对提高安全运行能力和提升机场运行效率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此次飞行校验标志着南宁机场双跑道运行的“数智中枢”进入实战检验阶段,为区域航空枢纽保障能级跃升注入智慧引擎。(完)
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副理事长张培生介绍,从智能穿戴设备到轻量化、高强度的新材料,再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,这些都给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全新的消费体验,也为消费市场开辟了新的增长路径。
黄土的影响不仅限于墓葬,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。首先,黄土覆盖了岩石,使得金属矿藏难以显现,这或许是中国较晚进入金属冶炼时代的原因之一。其次,黄土覆盖了大面积的石料资源,使得早期建筑主要依靠黄土,人们用夯土建墙、建房,甚至挖窑洞居住。更重要的是,黄土的特性促成了“台基”(即建筑物的高台)的发明。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(商朝之前),人们就在黄土高原上修建夯土台基,并在其上建造重要建筑。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强建筑的稳固性,也有助于防御外敌。台基越高,建筑越重要。这一传统延续至青铜时代,如二里头、二里岗、殷墟等遗址的建筑都依赖台基。这种建筑形式甚至影响到紫禁城,其主要宫殿同样建立在高台之上。有趣的是,即便在西方模仿中国的建筑风格时,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高台结构的影响。表面上看似砖石砌成,实际上内部多为夯土结构,仅外覆一层石材。我当年写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时,还未涉及“台基”这一概念,但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中,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补充了部分内容,将“台基”这一建筑传统纳入其中。你去过石峁吧?我认为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。石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北部,是经济模式变革的关键区域。随着牲畜的传入,当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不仅是石峁,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渭河流域,这片广阔的区域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。例如,在山西碧村,也发现了与石峁类似的建筑结构。这两处遗址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。
今年大会将根据合作成果,优中选优,遴选10家“优秀全球招商合作伙伴”,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资本选择上海,开展更紧密、更深入的投资促进合作。此外,大会期间将设置“投资上海”会客厅,搭建政府与企业、企业与企业间的沟通桥梁,探索更多合作新机遇。
罗森: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,而更侧重于全球史。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,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。彼得·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,他可能去过北京,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。我曾走遍甘肃、宁夏、新疆等地,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。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,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。此外,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,这是一个缺陷。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,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。比如,若没有外来的牲畜,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。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,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,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,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。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,若没有羊,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、地形崎岖的地区。从内蒙古到甘肃、青海,遍布着牧场和羊群,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,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。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,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。